(5)重要的公益性服务价格。
12但是问题在于，将生孩子视为违法，这是不符合宪法所规定的人格尊严的价值的。此处的土地复垦费之所以是行政收费而非罚款，就在于其目的仅为填补行政机关因为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所支出的额外成本(恢复原状的费用)。
这种理解恐怕是一厢情愿。抽查检验应当按照规定抽样，并不得收取任何费用。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4条规定，国家对耕地、林地和草地等实行统一登记，……登记机构除按规定收取证书工本费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即使《价格法》规定公益性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那只是对企业利润的控制，并非不允许其收取利润。但是，这种民营化本身存在界限，从而防止公法遁入私法，10损害公民福利和加重公民负担。
而代履行是行政机关替当事人履行义务，并非行政机关的份内事，并且因为当事人的过错(自己不履行义务)使得行政机关支出了额外的成本，该成本自然应由当事人承担。比如《土地管理法》第75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拒不履行土地复垦义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立法却不同——一种成文法，其功能首要地是作为行为规范，其次才作为裁判规范。
如果执着于字面，完全可以说新兴权利就是正在兴起、方兴未艾，因此也未定型的权利。因之，在行文中人们所讲的新型权利，五花八门。一旦如此，司法判决所生的权利，就是只要履行完毕也就意味着完全结束的死权利，就不具有活动性，不具有可普遍化的属性。但是，在纠纷事项的解决(司法)中，全部过程紧紧围绕着案件(社会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展开。
在实行成文法，但把判例制度作为对成文法拾遗补缺的国家，由于司法在立法有缺漏时，针对个案直接创制或认可一种权利，毫无疑问，这是具有示范意义的创制和认可，因此，其明显具有可普遍化的制度机制，故经由司法所创制或认可的权利，一定是新型权利。作为判断权的司法权，其执业之启动，是当事人出于纠纷解决目的的起诉。
自发的新兴权利，经常以多样方式和表达而存在，甚至有人主张该权利，有人还不主张该权利。公民身份是一个主动的权利主张过程，而不是被动地获得一套任意和有限的权利。如订婚事实、婚姻仪式等，虽然在民间仍普遍存在，且曾存在于既往的法律中，但不受现有法律的保护。因之，在司法的纠纷解决中更容易且便于观察一种社会关系的症结所在。
可见，能否使司法在个案中创制或认可的权利产生一定区域内广泛的外溢效应，并进而普遍化为主体运用时可参考、法官裁判时可适用的权利规范，乃是其能否被称为新型权利的重要衡量标准。这两个方面的观察结果，共同构成理解新型权利的基础性理念。何谓流变？何谓成型？简言之，这里所谓流变，就是指不确定。所以，作为法定权利的新型权利通向社会，调整相关的社会关系，来自新型权利目的域的当然指向。
诚如有人谈到非裔美国人争取与白人同权的动机时所言：对于非裔美国人来说，获得白人享有的权利是‘公民身份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权利不是由简单的出生行为赋予的，而是必须为之奋斗和实现的。第二，纸面的新型权利如何被普遍化、实践化？前文我业已论及经由裁判产生的权利如何普遍化为新型权利的话题，但这一普遍化，仍属于经由法律(裁判)所生的新型权利规范内部的事，因此属于教义学范畴。
而有些事实却未曾被纳入法律调整的范畴。可见，司法所创制或认可的权利，一方面，直接效力适用于个案之两造。
新型权利尽管是立(司)法者主观决断的产物，但立(司)法者的主观决断又不是凭空进行的。所谓天赋人权，即天赋平等。这种排他性理由的原因，既不能通过法律的道德性来理解，也不能从人们内心对法律的充分信任视角来理解，因为这些都不能说明法律在人们行动中作为排他性规范的理由。这种以神灵为媒介的互动，很容易形成立(司)法者及其法律(裁判)和运用者之间的互动，并在互动中产生可接受性。国际人权公约（译者注）的起草也不例外。这看似是有说服力的观点，但这一观点是建立在把权利仅仅理解为成型的法定权利的基础上的。
导生新型权利的法定主体，其一是国家立法机关，这个不难理解。1.内在视角与法律教义学。
在其选择之时，即可视为达成了契约性的默契。在精神成本上，一项有关新型权利的立法一旦因为调整不能、运行不开而导致其成为僵尸法律时，不仅会导致人们对立法者的失望，也会导致人们对整个法律和法治的失望。
当司法面对案件事实，相关的法律规定不足时，不能因此而拒绝裁判。另外，从司法裁判或司法权对当事人、对社会而言的最终性、终决性上讲，更可见司法之于新型权利生成的实际意义。
而后者是自发的、自然的和多样的。法律何以对这种事实关照不够？原因可能是多样的。在人类历史上的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期，法律都被视为神的启示。可见，司法所创制或认可的新型权利，只能针对成文法未规定的情形，这在逻辑上必然预示着藉由司法所生的权利，一定是新型权利。
即使一例个案已经生效，且其影响范围哪怕波及全社会，但一般来说，其实际影响仍主要在案件的当事人，故纠正司法裁判的失误，要比纠正立法的失误容易得多。关键词：新型权利 新兴权利 教义学基础 社会学基础 司法裁判 作者简介：谢晖，中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种情形，典型地表明新兴权利的流变、不确定和多元特征。把新型权利纳入内在视角——教义学视角思考，首先需要厘定的是一种权利在立法上的表达状况。
法律对一种权利需要的吸纳，乃是立法者对该权利事实的态度，虽然权利并不取决于态度，而取决于社会事实——主体交往关系的规定性，但针对同一社会事实中人们可能并不相同、甚至相反的权利主张，立法者所要统一保护的，只能是其中一种主张，而不能亦此亦彼地、模棱两可地对冲突、对立的权利主张均等保护，因为一旦如此，立法不但无以构建良好的秩序，反而成为秩序的破坏者和解构者。自然权利和法定权利，是法学史上的两种重要权利分类。
那些对立的权利主张，能否成为新型权利，并引导人们交往之预期，不经过立法的程序过滤——包括立法过程中草案的提出，对草案的反复讨论、辩驳、商谈、妥协，草案的修正以及对它的再讨论、再辩驳、再商谈、再妥协，草案的通过(或如西方立法程序那样，奉行严谨和严格的三读程序)等，就不能界定。这正是导致人们在相关社会关系和交往中，各有不同主张并在不同主张间不分伯仲、平等以待的缘由。倘一个法律和法学概念在实践中无以取效，则其意义堪虞、功能将失。以上论述，不但辨析了新兴权利和新型权利的区别，而且可进一步发现：新型权利都是被装置于国家正式的法定程序中生成的，但新兴权利即便可以装置于国家正式的法定程序中，但或者尚徘徊于国家正式的法定程序之外，或者虽曾经被纳入国家正式的法定程序，但其结果遭致法定(立法或司法)主体的否定。
在这两个意义上讲，新生社会事实需要法律调整的必要性更为强烈：一方面，从其向前看的意义上，这种社会事实更具有现实性和迫切性。立法者一旦就某种新生社会关系中的权利主张和诉求升华为法律规定后，这种诉求就是新型权利，而其他诉求则是新型权利所排斥的内容和对象。
它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对社会关系规定性的复写，而只能是按照某种价值原则和程序规定，所生成的人们必须遵循的成型的、确定的、统一的规 则。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强有力的法律调控，上述经济的市场化、文化—主体的多元化、政治的民主化不但不利于维系稳定有效的秩序体系，反倒是秩序混乱、主体冲突、效益凋零的祸根。
不管人们对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赋予多么不同的意义，但这些概念从一开始就保有自然(上帝)和主体的人性相通的属性，因之，在这里所谓自然，秉有某种目的性，这种目的性的实质，是强调人在自然面 前、上帝面前的平等。这就是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权利排他原则。
